在临海哲商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二层木结构楼房，据说名为“四照”。四照楼本是明清时期台州试院的重要建筑，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初建造在察院旧址上的四照楼不一定完全就在这座二层小楼的位置上，但作为台州试院唯一可寻的踪迹，这里尘封着无数台州科举的如烟往事。
科举自隋唐兴起，至明清而鼎盛，成为国家抡才大典。宋时台州会试士子之处在巾子山北的贡院，最盛时有近8000人应试。明清时期台州考校士人之所建在大固山下台州府城东北角，位置屡有变迁。明代曾于大固山北麓山脚察院司每三年搭盖临时性的棚厂用来考校士人。清康熙六年，浙江学政出棚按考，飓风突起，整个棚厂连根拔起，瓦砾满地，一片狼藉，参加考试的士子形容狼狈，考试无法正常进行。之后，教谕胡云客带领府县两学诸生建造了20间试馆以改善考试环境。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东南叛乱，祸及台州，校士馆被焚毁。后在布政分司搭盖临时性棚厂考试。察院旧址被邻近的台协营用作演武场。至乾隆十年浙江巡抚常安、学使彭启丰下令将演武场移到郊外，校士馆得以在旧址复建。被时人誉为“天下第一奇才”的东堘隔溪侯嘉繙为此作《闻台州校士馆落成志喜》(见《台临夏馆侯氏宗谱》)，表达台州士人对军营侵占试院之地的不满以及校士馆重建后对台州文运的殷切期盼：
何日将军寄，侵陵欲占之。宜还文士囿，堪笑武臣痴。箭道原非旧，花园试问谁。重开驰逐路，大费主人持。
大工大役在，议事忆先臣。文庙新隆栋，霞城重启闉。斗标凌柏署，岳气濯松鳞。把酒欣南望，儒门帝所宾。
察院校士馆此后一直沿用，多有修葺增建。同治三年知府刘璈曾重修四照楼。四照者，可以四周顾望也，可供考试官巡视以防作弊，其功能类似贡院之明远楼。阮元任浙江学政期间到台州校士馆出棚按考，曾宿于四照楼，作《四照楼榜》谓，“台州试院在城北龙顾山之麓，有楼巍然高出林表，虚窗四敞，云山相围”，可见四照楼居高临远之势。
明清时期科举程序完备，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由生员而举人而贡士而进士，士子通过一次次的考试，期望光宗耀祖，达到人生最辉煌的目标。童试是士子进入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也是获取功名的起点。台州校士馆举行的即是童试中的府试和院试。
童试三年两考，时间在府县学生员的岁试、科试之后，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县试由知县主考，地点一般设在县衙大堂。考试内容在清初屡有变更，至乾隆五十二年规定，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文一道，《五经》文一道，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黎明点名入场，天黑前交卷，不准点烛作文，称为“不继烛”。发榜的形式或用圈式(也称团式)，按名次先后由里至外排列；或用长排，按名次由前至后排列。这场取中后准许参加府试。接下来还有四场复试，会改变总名次，可参加也可不参加。最后将所有应试者全部排列发长案，第一名为县案首。府试由各府的知府或者同等级的直隶州知州、直隶厅的同知主考，地点设在府衙门所在地的考棚或试院举行，时间在县试结束后的一两个月内。第一场为正场，录取者即可参加院试，第二场后不愿考者听凭自愿。内容、出榜方式与县试基本相同。院试则由省学政(相当于今天分管文教的副省长)主持。因为学政别称提督学院，故称院试，明清时大多数省学政称为学道，故又称道试。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过多，为免去考生来往省城的劳碌奔波，由学政或学道亲自到各府主持考试，称为“出棚”。考试内容与县试、府试类似，被录取者称生员，也称秀才、庠生、青衿、茂才、博士弟子员、诸生等。一般县案首、府案首都会被取中进学，以顾及知县、知府的面子。
通过童试就进入了国家人才的系列，自此迈入了士人行列，实现了社会身份质的转变，是很值得庆贺的事情。《更楼郭氏宗谱》载有诸生毕应三奉贺姻兄郭又邨进学游庠的贺诗谓“少年才子气凌云，文采风流向出群。棋局不曾知几道，笔锋直欲扫千军。学承三世家声古，庆集重闱旧德芬。预祝来秋联捷去，乘闲洗耳听新闻”。枧桥谢氏《冠芳文集》载谢冠芳入泮后得友人贺诗，愧感交集，作诗纪念始歩青云这一人生重大事件：“瑯璈响遇璧池云，释菜归来酒半醺。珊网误收鱼目去，斑衣新缀藻芹芬。重开绮席酬邻党，每拔金钗赖细君。一样登科休道小，头衔士庶自今分。”谢冠芳用了十余年时间方才中秀才，一朝中式，又激发了他攻读举业的满腔斗志：“蹀躞文场已十年，赢棋偶著亦欣然。称名不减何骠骑，消息先传吕祖仙。出水片云难作雨，离山新月要经天。一衿岂了平生愿，且读张华励志篇。”
生员只是最低等级的科名，总的来说，大部分士子并不会对此过多论及，所留资料也不多。不过，童试成绩好的士子，在述及自身履历时也会对童试情况带上一笔。《临海洪氏宗谱》载洪涞“少应童子试辄冠群”；洪颐煊“试府庠第一”；洪震煊“入县庠第一”；洪震煊五子“皆力学能读书，后石樵先生按试两浙皆联翩入庠优等食饩”；洪革煊子瞻陛应童子试时，“邑令萧镜严进士特欣赏。每试俱首列，许为后来之秀”。《涌泉冯氏族谱》载冯兆用“二十有一捷芹榜第三”；冯子相“幼习举子业，郡邑试辄前列”。《临海后街秦氏宗谱》载秦如楷“应童子试即拔前茅”；秦西樵应童子试堂备二科数奇不售，乙亥应县试，邑侯陈公拔取第七”。
生员录取名额有限，东南等文风盛行的地方，读书人多，参加县试府试被刷的动辄成百上千，竞争十分激烈。虽然竞争激烈，读书人还是纷纷踏上这条道路，除了这是踏入仕途的门径，还因为生员身份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由于任官实行回避制度，举人、进士多在他乡做官，留在本乡本土的有科名的大部分都是生员。他们受到一般百姓的尊重，有许多事情要请生员参加，例如结婚时亲迎的伴郎，丧事的赞礼等，招待也分外客气。生员有事可以直接给知县上禀帖或写信，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如果违反禁令，小者听任地方官责惩，大者地方官员是不能擅责用刑的，需要先向学政申请革去其功名才能治罪，以免“有辱斯文”。再者，生员在地方州县事务上具有发言权，纠合在一起甚至可以左右府州县施政。所以府县长官对生员们还是比较客气的。
经济待遇上，廪膳生员按月可以得到国家发给的生活补贴，保障基本读书生活。所有生员都可以免除自身外户内二丁的差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待遇。明清时期，里役负担相当重。对有田的百姓来说，田税还是固定的，受不了的是随时的差役，每年多达10到20次，凡遇过差公馆、驿马、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轿夫等都要派差，而乡里大户又借官私派，自己置田、修屋、饮食、衣服都借机摊派，真是不胜其烦，入不敷出，还不如租种别人的土地，不用受众多差役骚扰来得更划算。中产之家，如不出一个生员，免去部分差役，是很难过的，甚者会倾家荡产。
正是因为生员有这样的地位和好处，使如此多的人愿意获得生员的身份。临海《下沈沈氏宗谱》载有沈元朗为他的堂弟沈锡写的一篇传，记述他自幼天资明敏，初学八股文，每次构思便有过人之处。他到府城准备参加童试，从学于何星槎先生，二三年后学业大进。童试时，他成功地替一个陈姓人捉刀得入县学，获得馈银五百圆，后来自己也考入了府学。虽然朝廷对考试作弊有严厉的惩罚，而沈元朗却以称赞的口气说“得名又得利，我族中前此未有也”。陈姓人愿意花五百圆的不菲代价换取生员资格，可见其中利害。
科举是下层民众改变自身命运跻身上层社会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是前科举时代的例子，被统治者作为鼓励读书人读书的榜样。台州的士子们正是从校士馆踏上了科举的征途，向着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目标不懈努力。
来源：中国临海新闻网
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