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山西古老的小村庄，却留下冯玉祥、林徽因的足迹—汾阳市赵庄村2、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3、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破解困局纪事：惜煤如金 创新不止
山西古老的小村庄，却留下冯玉祥、林徽因的足迹—汾阳市赵庄村
赵庄村，位于山西省汾阳市西北，距离城区约12公里，隶属峪道河镇。赵庄是汾阳市为数不多的人文历史遗存丰富的村落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在此考察古建，留下珍贵记载，民国著名将领冯玉祥，将其双亲墓由河北迁葬于此，村民说这里是风水宝地，这里有丰富的历史遗存，明代双关庙、水打磨坊、古民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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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紧挨014乡道，高踞于道南的一片黄土塬上，交通便利，村附近路两边是成片的杨树林，高大繁茂，太中银铁路打村口穿过，高高的铁路高架桥、巨大的混凝土桥墩，引人注目，峪道河水沿村口潺潺流过，小溪两边，芳草葳蕤，野花摇曳，天蓝云白，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
赵庄村名为赵庄，但赵姓并不多，村里户籍人口约600人，常住人口约300人。这里民风淳朴，村民以种地、果树、养殖为主，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从村口沿山势缓缓而上，水泥路蜿蜒曲折，干净整洁，路边的农家小院次第排列，有的门口养着牛，有的满院荒草已经废弃，有的整院做了养殖场，牛羊声、狗吠声，声声入耳。
在一户村民门口，堆积着成摞砍伐下的核桃树段。核桃是汾阳特产，也是汾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前些年核桃价格高，全国各地大量种植核桃树。近几年随着核桃价格一路下跌，核桃的收入还不及种植玉米，于是一些村民开始砍伐核桃树。
村委会建在村东面，是村里最高大宏伟的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包括村委会和粮库两栋独立的建筑，简洁的砖饰花纹，端庄大气，时代特色鲜明。村委会大门两边各三间窑洞，后墙作门面，墙面简洁的砖花装饰，顶部相连形成一个整体，高高的大门，中间顶部为三角形，两边为半圆形，三角形内镶嵌着红色的五角星，下面砖砌匾额上书“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字，白底红字，分外醒目。墙面整体粉刷为黄色，醒目、明亮，大门两边墙壁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个大字远远就能看到。
村委大院里非常宽敞，大门对面是新建的五间办公室，铝合金门窗，大门两边各三间砖券窑洞。院内东侧安装有健身器材，周末，两个小女孩正在院里玩沙子。她们姐妹两个都在城里上学，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幼儿园。
村里保存有不少古民居，大多为二进院或三进院。村东面有大门院、二门院，楼院等，这些古民居有的大门尚好，但里面已经改建，有的整体原貌尚存，但已破败不堪。
大门院的大门保存完好，这种大门北方古建常见，便于农村骡马车辆进院，院墙两边砌有条石，可防墙体被剐蹭，大门有房檐，檐下可以放置车辆。
楼院是村里保存比较好的院子，一进院已无存，仅剩二进院。二门是北方常见的砖雕垂花门，应该是清代建筑。门口一对石狮子，文革中被破坏，头部全无。里面三合院已经改建，西面的窑洞基本为原装，东面的虽已改建，但木穿廊还在。二门里面原来还有屏门，汾阳人称为“转扇”，基础尚在。
村里还有一座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考察过的小庙——关帝庙。梁、林夫妇为什么来这座小庙呢？1933到1937年他们先后四次来山西考察古建，1934年，他们第二次来山西，受美国朋友费正清夫妇邀请，居住在峪道河的水磨坊别墅，他们以汾阳为原点，去周边县市考察，并考察了这座关帝庙，林徽因散文里说这座古庙“式样混杂，别有趣味”。
关帝庙，也叫双关庙，位于村东南约200米，始建于明代，清代和民国均有过重修，后来小学建在了庙院里，庙才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庙里只剩了正殿和东、西耳殿，正殿双关殿为明代遗构，耳殿为清代建筑。2013年村里集资进行了修缮，并新塑了关圣帝君文武二像和关平、周仓像。西面几间窑洞，看起来也有年头了。
冯玉祥双亲墓，位于村西北，现在是县级文保单位。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沧州，那他父母的墓地为什么却在山西汾阳呢？1930年冯阎倒蒋战败，冯玉祥被迫下野，来到山西汾阳，居住在峪道河，并在赵庄及周边村里买田种地，在闲置的水磨坊办平民学校，在汾阳城内开办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可能觉得这里有山有水，远离战乱，是块风水宝地，1931秋，又将他父母双亲灵柩由河北保定迁来，安葬在村西北所买田地。1933年又修建了青砖碑亭一座，内置青石“墓道碑”、“思吾父碑”各一通。碑文五言悼诗《思吾父》，是1931年冯玉祥从峪道河前往山东泰山途中所作。全诗共计150句，感情真挚，描述了他父亲的一生、家庭遭遇的苦难，和他的爱国情怀。
青砖碑亭非常朴素，也看得出中国近代史上叱咤（chìzhà）风云的“布衣将军”冯玉祥，确实非常务实简朴。墓地周围种植着百余株松树，村民俗称为百树坟，现在松树已不足百株，但郁郁葱葱。
坟地下面靠村有一排土窑洞是冯玉祥存放粮食的窑洞，村里老人小名铁蛋，就曾居住在窑洞里。他父辈本是山东人，逃荒至此，父亲李普文一辈子伺候冯玉祥，并在冯玉祥走后为其双亲墓地守坟。他大哥曾在冯玉祥所办平民学校上学，老人说当时不仅免学费，还给村里孩子发放学习用品。窑洞对面，路边是一片平坦的土地，老人说曾是冯玉祥打晒粮食的场地。
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山西考察，并写下散文《窗子以外》：“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的消夏去处；地据白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器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寂的磨坊，便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林徽因夫妇，正是住在由水打磨坊改造的避暑别墅里，磨坊内铺有光润的木地板，清清的泉水流过，舒适凉爽而又富于雅趣。
文中的磨坊，汾阳人称为“水打磨”，即水磨，是以水为动力的石磨。这样的水磨坊，就在赵庄村东约300米。村里在民国前原有十多座水磨坊，现在仅存这一座，这也是汾阳仅存的还算完整的水磨坊。林徽因夫妇所住水磨坊别墅，也许正是这里。
从倒塌的豁口进去，可以看见水渠仍在，上游神头“马跑神泉”的泉水，就是从水渠流入磨坊里面。磨坊里已是残垣断壁，破损不堪。正房几乎全部坍塌，仅剩两边一段山墙，但中间水打磨的构筑依然可见。偏房前斜躺着两爿硕大的红砂石磨盘，下面一排窑洞保存尚好。
水磨坊解放后做了村集体的磨坊，规模挺大，有“金赵庄、银赵庄，麦子驮到水磨上，毛驴栓在柳树上”的俗语。
林徽因文中提到峪道河的三座古寺庙：“在我们住处，峪道河的两壁山崖上，有几处小小庙宇。东崖上的实际寺，以风景幽胜著名。神头的龙王庙，因马跑泉享受了千年的烟火，正殿前有拓黑了的宋碑，为这年代的保证，这碑也就是庙里唯一的‘古物’。西岩上南头有一座关帝庙，几经修建，式样混杂，别有趣味。”文中提到的三座古寺庙，赵庄有两座，一座是关帝庙，另一座是实际寺。
按照村民的指点，我们爬上赵庄对面的土崖，寻找林徽因笔下的古寺——实际寺。土崖台边有残存的一长排土窑，看来像是两座院落。窑洞口几乎全被黄土掩盖，窑洞内空无一物，坍塌严重。窑洞前地上有散落的砖块、筒瓦，还有一个碑座，说明这里确实曾是古寺。距离林徽因来过不过才80多年的时光，这座“以风景幽胜著名”的古寺已几乎湮灭，但它在林徽因笔下却得以永生。
村里还有几块实际寺残碑，字迹依稀可辨，其中一块碑刻如下：“（重脩實）際寺碑記……古有實際寺勢據峪……至正年間曾重脩之，歷有明嘉靖……殿○三楹，東則○像三尊，西則普賢文殊……璀璨，其法相莊嚴工妙○來已久，逮及我……淪剝落，岌岌乎天竺諸聖幾于棲依無所已……春而告竣，正殿旁殿悉遵舊制……倂蓋窰廊以待風雨……”（转自自得趣翁美篇）
美丽的赵庄，从历史长河走来，她记录着，湮灭着，发展着，像隆隆的火车，跟随历史的脚步，走向未来。
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多雨的北京秋日，贾樟柯坐在美术馆后街的一处文化创意园区里，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是他母亲，他说汾阳话。这让我想起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的情景，周围是不冒烟的烟囱和不再生产的红砖墙面厂房，还有汾阳话营造的“街道生活”。方言和相似之物复制了遥远的“附近”。
“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口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这是贾樟柯的提问。多年前，他想走电影之路的源头是因为看了《黄土地》，这是一部有口音的电影。在那之前，普通话几乎统一了中国电影。那是一个寻根的时代，也是先锋的时代，“寻根”仿佛是返回土地，“先锋”则像是面朝海洋。贾樟柯的新片不止于此，时间向两端延长，原本是《一个村庄里的文学》，到最后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的拍摄地点从陕西到了山西，再从河南到了浙江，土地朝向了海洋。
“电影里说方言了，才有了个人化的表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口音，从说方言的贾家庄人和贾平凹，过渡到带浙江口音的余华和带河南口音的梁鸿，然后落在讲标准普通话的梁鸿儿子身上。口音从电影上的统一，散播到现实的差异，最后在现实中又逐渐失去了丰富性。
余华部分的拍摄场景，贾樟柯没有选择小桥流水人家，而是选择了铝合金门窗。他在汾阳和海盐之间寻找着相似性和日常性。同时，他又在农民的粗粝生活中，激发诗性。他和同事们摘抄了很多诗句，让村民们去挑选有感应的句子，喜欢哪一句就读哪一句，比如“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我不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可以是每个人的。”贾樟柯说。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余华
在浙江海盐，影片拍摄的尾段，贾樟柯的团队本想上午去拍海边，但发现海面发黄发白，并不好看。他们等到天黑，水起来了，浪起来了，海水的颜色都变了。摄影师手持镜头跟着余华在海边走，贾樟柯在摄影机旁跟他聊天，余华讲了那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贾樟柯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电影的名字。
这是全片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也变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镜头朝向海洋，似乎没有止境，明暗莫辨的电影和现实深处，不确定，也因此蕴含未知和可能。
作家与乡村
人物周刊：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很少集中地看到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想到拍他们？
贾樟柯：我们在拍摄之前，基本上确定了是从马烽讲起，然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这样一个结构。最终确定拍摄的时间确实跟吕梁文学季有关，因为在一个村庄里，突然来了四十多个作家，他们会谈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不管是贾平凹老师也好，梁鸿老师也好，他们成为作家之前就是农民，然后都是通过考大学变成了城市里的人。他们的写作一直也都围绕着乡村经验在进行。余华是小城市的，我也是小城市的，我知道小城市跟农村是很紧密的，有这样一种关联。
再一个跟年龄有关。贾老师是50年代生人，余华老师是60年代的，梁鸿老师是70年代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群像的接力关系，可以接力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无非通过两种人：一种是当事人，还有一种是观察者。他们的身份本身既是当事人又是观察者，我就觉得为什么不用他们来讲述？包括他们的语言色彩和概括能力，对于细节的把控都是超强的。作家天生就是说书人，他们就是传递人类情报和消息的人，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敏感，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胜任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贾平凹
人物周刊：电影拍到70后作家为止，更年轻的作家，比如80后作家，为什么没有考虑拍进来？
贾樟柯：70后和80后作家基本是城市的一代了。我们的主题是乡村经验。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跟乡土有密切的关联，但确实是在转变。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经验也能看到乡土的影子，但毕竟是建立在城市空间里面的。
人物周刊：电影里看到了变化的汾阳。你说过，汾阳身处城市和农村之间，连接着两者，汾阳现在是更接近于城市了么？
贾樟柯：从空间或生活方法上，汾阳确实城市化得厉害。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都有变化。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是它的人际结构相对还是稳定的，比如说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相较于大城市，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也会奔波于各种亲戚家的满月酒、婚礼、葬礼。他们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另外一种人际结构。这个人际结构不因为人的移动而改变，因为人也会移动回来。大部分的家族聚会都不是发生在大城市，都是发生在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其实也不大。我自己在北京几乎没有亲戚，我是没有这种生活的。小城市还是保留了这种人脉关系，血亲在那儿。
方言与口音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的电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说方言的，大家跟世俗生活仿佛是脱离开的，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你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电影里边的人，基本上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贾樟柯：对，过去的电影普通话时代造成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用第二语言来表演。我自己很喜欢用方言，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自己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涉及传达信息和情感表达，我就是山西人的思维，用的词语都是山西话，我很难用普通话的思维来想一个电影。比如说，表达爱情可能就是“我爱你”，多尴尬的一个事情是吧？山西话就有很多技巧，很多独特性。广东的思维模式可能就是粤语的方式，大家是不一样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梁鸿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老师的儿子不太会说方言了，她一句句教他，你是不是对方言和口音特别敏感，所以拍了下来？
贾樟柯：梁鸿和她儿子在那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预判，我觉得可能父母都是很正宗的河南人，在家里面，夫妻应该也都是说河南话，但有可能小孩不会说。我怀着这种好奇去发问，果然是这样子的。
方言的问题挺复杂。我发现不会说方言，大多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好像还可以。广东人和上海人说方言，很骄傲的，所以他们能比较好地保护。欠发达地区有文化信心的问题。特别是上学读书以后，基本上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融入到普通话的行列里。
人物周刊：在汾阳存在这样的问题么？
贾樟柯：我在汾阳就经历过挫折。我拍一个电影，去勘景，问路正好问到放学的中学生。我说非常标准的汾阳话，小朋友回答我时用普通话，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汾阳话的异乡人。在电影界，方言被认为会影响票房，因为很多观众确实还不是太习惯看字幕，还是要直接能听懂。过去，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认为方言是妨碍市场的。你听我们汾阳话，那就跟听外语差不多。
人物周刊：电影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故土的独特感受和国际化之间，艺术上的考量会有一个变化么？
贾樟柯：这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回到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应该带有导演自身的基因、血脉、优点、缺点、口音。我跟白睿文有本书就叫《电影的口音》。如果你秉承的是一个作者论的创作方法，不是一种类型创作，这些事情就想得不多了，我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一些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国际观众是不是能欣赏？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困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电影语言，高度的电影语言自身就是国际化的。局部的不理解一定比比皆是，但是电影还有结构，还有影像，这些是更容易被更多人理解的东西。
土地与海洋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影片的名字，从黄色的土地，到蓝色的海洋，从陕西到山西，从河南到浙江，最后出海了。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最初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后来改了名，是在余华老师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个意象对我来说，意味着开放。海洋是一个现代化的符号。你看时代里的作家其实有内在的眼睛，有进化，一代一代地进化。
比如马烽先生，经历了社会改造和集体化，向土地要粮食，他是这种大的社会运动中的作者，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到了贾平凹老师，就逐渐个人化了，到了余华，完全就个人化了，到了梁鸿老师，就私人化了。这里面有一步一步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人在现代化。
贾樟柯与梁鸿对谈
这个电影已经拍出来有两年时间，我拍的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世界确实已经在重组之中。那时候主要是科技、互联网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颠覆。接下来加上疫情，又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巨变，整个世界变得如此的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这个电影，有两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是回头看，往往我们需要回头看，是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我们要看一下来时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不确定里头，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我们具体的路径都不知道，世界的演化也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离开也不知道，全球化是不是还会恢复，还会变成过去的那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去坚信的，就是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我期待的东西，或许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它没那么容易，没那么顺利，所以要四代人在这里面接力。
疫情与重组
人物周刊：这两年的疫情，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贾樟柯：我觉得一方面，疫情很直接地带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衰落，这个衰落本身还是很剧烈的。你拿文化来说，疫情之前，你看北京有多少演出，有多少外国的剧团、展览、人际交往。文化交流曾经这么密集，但现在很少了。
另外一方面，疫情给互联网生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上网课，已经习惯了网上开会，已经习惯了远程的工作。它的不确定性是，世界重启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疫情的封闭性跟互联网趁虚而入带来的颠覆性的生活方法，确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对你的具体影响是？
贾樟柯：拿电影来说，电影天生是一门全球化的艺术。最初电影有个外号叫“铁盒里的大师”，因为它是超语言的，电影在默片时代不需要语言，所以它能横行世界，带来了借由电影的全球化交流沟通的趋势。但是，它也因为疫情中断了。未来我们都在互联网看电影？是不是主流的观看方式会逐渐变成这样？重启之后，很多事情是回到过去？还是有变革？我觉得它确实是处在一个不确定里面。包括我本人的精神跟思想，其实也在一个重组的阶段。我两年没有拍电影，我觉得不应该着急去拍，因为思想不稳定，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出入很大。
人物周刊：出入有多大？
贾樟柯：就拿我们电影的播放媒介形式来说，今天我可能觉得电影是唯一的媒介，最符合电影特点的媒介，就是影院放映，就是大银幕放映。因为聚众是很重要的，集体观看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放大是很重要的。几十米宽的银幕把一张脸投射下来，我们回到电影最初发明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影像可以这样。你第一次看一个特写镜头肯定是吓一跳的，有这种感受。但第二天我就觉得这可能不重要了，电影已经一百多年了，iPad看也可以。我也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我也不确定。
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要坚持大银幕先放映，再流媒体放映？所以，我们拖了两年。如果流媒体放映，早就放了。两年里面，一会儿电影院开，一会儿不开，给很多电影造成困扰。我在思考我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保守或开放的人，我觉得我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还是说我这个保守是对的，我应该去坚持？
人物周刊：如果失去某种聚众观看的形式感，电影还是电影吗？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人类有很多仪式都失落了。过去我们有很多仪式，很多祭祀，我们肯定在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拜天拜地，这些东西。但是消失也就消失了。生活、科技、人类在演进。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些唱挽歌的人？我想这个就好像京剧一样。在京剧最活跃的晚清和民国时代，当它衰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可能跟今天的电影一样，大势你无法阻挡，这时候就考验个人，你是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退出与继续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平遥电影节？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
贾樟柯：当时想不做了，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做太多年，因为我的主体工作是一个创作者，我是写剧本和拍电影的。办电影节是一个服务业，服务影迷的一个工作。它很重要，但我是不是要用很长时间来承担这个角色？在第一届开幕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策展人。因为我们国家电影策展是一个空白，我们请了国际的团队，我们希望自家人能成长起来。我从创办之初，就在想怎么脱身。
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招商、选片都广受好评，那时候就萌生退意。但是这之后你发现你暂时还退不了。确实，平遥电影节借由我的资源比较多。我以为可以脱手，但是好像一下子不干了就有很多问题。那就继续再做几年。下面又继续再走一段路。
去年就是真的不想干了，我觉得我该拍电影去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很成熟了，他们可以做。团队很好，商业反应、市场反应很好，但是转化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我一直担任桥梁作用，好像我走了就把梯子给抽走了，两边接不上了。
平遥电影展非常正常，10月12号第5届就举办了，目前为止，筹备都很顺利，选片质量也很高。文学季我们的编制和人员还在，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应该今年不会办了，希望明年能继续。
人物周刊：又是电影节又是文学季，到这个年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热情去做这么多事情？
贾樟柯：其实电影节跟文学季，我都是想带一带，然后可以良性地往前走。因为我喜欢这些事情，这些活动它能给行业、年轻人，还有观众、读者带来一些收获。过几年成熟了，我就离开了。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比如说文学季也好，电影节也好，确实是因为这都是新兴的业态。我觉得我确实是个专家，我没办过电影节，但是我一年四季在参加电影节。我觉得这方面没人才，我自己还了解一些，那我自己办呗。很多年轻孩子现在学策展，这些人成长起来，他有他们的能力、脉络之后，不需要我们导演去办电影节，人家策展人去办电影节，何必你一个导演去做呢？实际上导演办电影节的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第一届影展，主要的会议是在介绍什么是电影节？电影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这么一个电影展？就是从这个开始讲起。这是集我二十多年参加电影节之观察，心血放在这上边，就是天天上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太原中秋特别放映现场合影
人物周刊：你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觉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贾樟柯：比如说等级制度。国外的电影节等级森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平遥电影节就是一个平等的电影节。我们平遥电影节来的人，都可以济济一堂，就没有那些等级。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普通观众，他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很短的。国际电影节，你去试试？
人物周刊：等级森严到什么程度？
贾樟柯：所有的细节。从你出门机票的舱位，到你下榻酒店的待遇，到你的权限。我记得带同事去国外电影节，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反对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电影节，它有很好的口号，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我们也会讨论，电影节是不是要用一种煽动“革命”的方法来办？你把他们煽动起来，你又没有服务，你又没有组织，对年轻人成长是好还是不好？电影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公共平台，它是信息交互，它的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在考虑和你电影节所倡导的、和电影的总体策展的观察之间的矛盾在哪里，统一在哪里，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当然也看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优点。比如说媒体系统。办得好的电影节一定是媒体系统最发达的。因为电影节展不单是一种展映聚会，不单是行业，它更主要是通过媒体要把文化成果、观念、观点，介绍给更多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戛纳电影节？因为它的媒体系统。我们的一部电影去法国戛纳一放，印度马上就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尼泊尔也知道了，甚至不丹都在买这个电影，这就是媒体的系统在发生作用。
另外一方面是评论体系。比如戛纳电影节一放，全球重要的媒体评论很重要。英国《卫报》怎么评论？《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借由这些获得来自全球的评价，然后带给电影全球的普惠，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电影节都是国际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是传播不出去的，国际不知道这些电影。那么人家为什么就可以一个首映马上享誉世界？是它的媒体在发生作用。
比如我们好几届电影节，法国《解放报》都给了五六个版，整版整版的。后来我们有一年就做了一个“平遥电影展在巴黎”，我们带了6部影片去，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影片在法国产业界已经有一些知名度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些影片全部卖出法国版权，我觉得这就是成果，走出去就是这么走出去的，不是自己带着片子放一场就走出去。
现代与转型
人物周刊：我觉得包括电影在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游向蓝色”的那种状态。
贾樟柯：就是开放的、多元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理想社会。
余华
人物周刊：余华的那一部分，他更多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讲述，这跟许多人头脑中某种模式化的“江南”不太一样，当时为何选择这样的拍摄地点？
贾樟柯：其实我们对每个地方的空间是有预设的。一想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河流、庭院、亭子。我去了海盐之后，觉得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海盐有一个公园，就跟苏州园林那样美。
但是我更加发现，海盐跟汾阳差不多，我想我还是拍这个差不多的吧。因为大多数人不去那个公园，它已经是一个遗留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日常。余华的小说都在讲我们的日常，市井生活和世俗社会，那干嘛放到一个那种非常风格化的古典园林里面去拍摄呢？我就选择了那种没有差异化的空间。这些地方并不是说它的风景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地方它有人的风景，它最大的风景是人。
比如卷闸门，90年代以后横行中国，大江南北都一样，你也理解这种趋同化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铝合金门窗，这种空间构造上的趋同化，不妨碍他（余华）在他小说的空间上，有他独特的组织。每个人的美学选择都不太一样。
如果我去拍海洋，我也能拍出一个江南的海洋，它也存在，只是那一部分可能是我不太在意的，或者说我不太强调它。我更强调的还是日常化。我们每天是在园林的假山假水里面生活，还是在铝合金门窗里面生活？我们肯定主要在铝合金门窗里面溜达。
人物周刊：我走在汾阳街头的时候，也发现那里跟全国其他地方像是一样的。
贾樟柯：没了，已经没了。比较大的变化就90年代。我们拍《小武》那年，正在拆。拍完之后，就统一地变成新楼，楼都是6层楼，底下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都变了。过去那些老房子大都已经消失了。许多地方都一样，只是走进巷子里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周刊：汾阳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教堂那个钟楼，还有汾阳中学，有很强的历史感。
贾樟柯：汾阳县城是明代的县城，但汾阳是秦代就设县了，它很古老。汾阳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跟几个元素有关。其中一个是汾阳中学，是教会中学，跟教会有关。一个是汾阳医院。中学和医院给这个县城带来新的教育、新的科技、新的医疗，对汾阳的文化重新塑造还是很重要的。
在汾阳，大多数汾阳人都会跟你娓娓道来汾阳中学的历史。每一任校长是谁。我们第一任校长恒慕义是汉学家，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我上高中的时候，美国大使（恒安石）经常来，因为他出生在汾阳，我们的教务处就是他家，他每次来都带一些电影，带个放映机，带些礼物。
人物周刊：这些对你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樟柯：有。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世界不远。
人物周刊：当初你说想走电影这条路，是因为看了电影《黄土地》？
贾樟柯：我高考没考上大学，我父亲很希望我读大学，但我数学特别差，那时候艺考生不考数学。艺考里面，什么音乐、唱歌、拉乐器，我都干不了。美术可以现学一学，所以我就去学美术，准备用艺考的方法念个大学，满足我父亲的需求。我觉得不是我的需求，我不想读书了那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黄土地》，喜欢上电影。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你重新思考你生活的地方？
贾樟柯：往往我们喜欢一个艺术作品，是经过两重过程：一个是熟悉，对这个生活有共鸣；再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代表着新的角度跟新的发现。好像《黄土地》，一定提供了我对于这个土地从来没有过的理解，所以我才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在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我在想，作家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一开始是从吃饭开始拍，拍的是普通老百姓，这是什么想法？
贾樟柯：这四个人（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笔下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我电影开头交代的。因为这四个人毕竟是四个个案，但是他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历史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从这样的起点来谈起。这个结构实际上延续了《江湖儿女》的结构，《江湖儿女》开场是一辆公共汽车，很多人，逐渐聚焦到女主角身上，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当然《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有更多的面孔，更长的篇幅在讲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最新的拍片计划吗？
贾樟柯：有。有好几个新剧本，但是不会仓促拍。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稳定，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也不确定。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哲学价值观，我想等一等。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才会遇上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确定阶段，不着急表达。得去想一想，随时可以拍。
人物周刊：《在清朝》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好像每次采访都会问起。
贾樟柯：拍摄计划基本上完善了，我们所有的兵器都打好了。
人物周刊：这是在拍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转型？
贾樟柯：对，最初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你的所有电影，总的主题都是转型？
贾樟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百多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里面。
卫毅 实习记者 方沁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破解困局纪事：惜煤如金 创新不止
图①为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焦油蒸馏装置。
图②为千万吨级煤矿选煤厂。
图③为智能化采煤工作现场。经济日报记者 刘存瑞摄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国内煤炭企业普遍陷入寒冬。而对于目前我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企业——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来说，困难依旧很大，但未来已不茫然。
“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针对产业的寒冬做了多重准备，是时候迎接大地回春的破冰讯号了。”山西焦煤集团公司董事长武华太说。
绿色转型：
从冬到春的必然选择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是以煤、电、焦、化为主业，兼营物流贸易、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煤层气等产业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现有108座煤矿，年规划煤炭生产能力1.95亿吨；焦炭产能1180万吨；拥有9座燃煤电厂，装机容量3468MW；10座煤层气及余气余热电厂，装机容量196MW；盐化日化产能256万吨。
就是这样一家大型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却遭遇了不小的困境——
市场严峻，量价齐跌，成本价格严重倒挂，除部分600万吨/年以上新矿井和人员少的矿井有利润，其余全部亏损，矿井亏损面达83%以上；
资金十分紧张，回款不畅，现汇不到50%，截至去年11月底，货款金额86亿元；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去年1月至11月财务费用高达40亿元；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年支出铁路运费127亿元……
面对《经济日报》记者，武华太一张口便给出了一串沉重的数据。
春天从寒冬中起步，希望从改革中重生。面对市场持续低位运行态势，怎样化危为机，在拐点上保生存、求突破、谋发展，破解困局？山西焦煤集团第一优选就是黑色煤炭绿色发展的循环转型。
走进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公司古交循环经济园区，记者在几十平方公里内所看到的是“产煤不见煤，发电不冒烟”的清洁矿区，园区内有5座煤矿、5座洗煤厂，年产2000万吨原煤全部入洗。园区的循环链条为“煤—电—材”，即利用采煤伴生出的大量洗中煤、煤矸石，设计建设了具有环保节能新技术的古交发电厂，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燃洗中煤坑口电厂；同时，配套建设一座年产200万吨的高掺量粉煤灰复合水泥厂，每年消耗发电厂粉煤灰70万吨以上。统计显示，目前整个园区每年可燃用洗煤副产品1500万吨左右，还能为太原市承担8000万平方米的集中供热任务，园区的资源全部有效利用，实现了“零排放”。
“如此一个循环，便可将煤炭资源充分利用、吃干榨尽，尽显洁净、绿色、高效的低碳宗旨。即使这几年煤炭遭遇严冬寒流，园区企业也未曾亏损，效益比其他矿区好多了。”西山煤电公司总经理王玉宝说。
目前，山西焦煤以千万吨煤矿为依托设计建设的兴县、临县和古县三个“煤—电—材”循环经济园也正在全力推进中。再加上洪洞“煤—焦—化”园区、汾阳“煤电铝”和“煤焦钢”园区和运城“无机盐”园区，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已初步形成六大循环经济园区，从曾经挖煤卖煤，到循环经济园区次第崛起，完成了一次次绿色“蝶变”和产业转型升级。
“山西焦煤是资源型企业，只有惜煤如金，方可持续发展。”武华太告诉记者，为此，山西焦煤从源头演绎绿色发展，加大资金投入，引进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实施安全绿色高效开采；推行精细化园区式管理，严格回采率、回收率等指标考核，从源头上提高煤炭资源开采效率。
挖潜节约：
破解困局的必须举措
“全员过紧日子”是山西焦煤集团在困境中向23万干部职工提出的行动口号，在行动过程中，更是将这句口号演绎为一种行为思想，并贯穿于安全生产、营销工作、经营管控等内部挖潜的全过程。
“从煤矸石中捡效益”，这是发生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公司马兰选煤厂的一则著名案例。
一直以来，滞后的洗煤工艺制约着洗煤业的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山西焦煤在广泛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引进了重介浅槽分选技术。重介浅槽分选是利用浮降原理，在煤液混合加入一定的介质，使煤浮在液体的表面，而杂质沉积下来，浮在液面的煤通过堰面被析出，沉积的杂质则通过刮板传送带被带走。这项技术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对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产量效果明显。
在马兰选煤厂重介浅槽分选车间，记者看到，浅槽分选机正在分离原煤和矸石，分离出的原煤从运输皮带进入原煤仓，矸石倒入矸石山。据测算，原来采用动筛排矸，矸石带煤量达8%至9%，赶上煤质不好，甚至会达到10%以上，对环保效果和企业经济效益都造成了巨大损失。采用重介浅槽分选技术后，仅矸石带煤一项，每年就可少损失原煤6万吨，折算成企业经济效益，就是3000万元。
马兰选煤厂准备车间副主任贾宝龙告诉记者，目前这一技术已分别在斜沟选煤厂、西曲选煤厂、吕临能化选煤厂推广使用。西曲选煤厂矸石带煤量由原来的8.2%降低到现在的0.93%，马兰选煤厂由8%降低到1%以下，斜沟选煤厂、吕临能化选煤厂带煤损失接近零。目前，集团还有近10家选煤厂也在上马该项技术，预计一年可节能增效20多亿元。
创新发展：
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创新发展，对煤炭这个传统产业而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整个煤炭行业经济处于下行趋势，安全压力不断加大状态下，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不仅可由提高安全水平向提高自动化水平过渡，而且可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谈起创新，武华太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已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项目基地、山西省院士工作站和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等众多科研机构。“十二五”期间，这些机构累计开展研发项目2426项，其中重点科研攻关项目214项；累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164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
同时，集团还努力激发年轻人的创新活力。“给我一个支点”，是山西焦煤汾西矿业公司青年科技创新协会提出的创新口号。该协会成立于2012年，以“大学生班组”为载体，号召年轻人人人参与，人人创新。良好的机制让“金点子”最终结出了智慧果实。2015年8月1日，在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召开的科技大会上，该协会参与完成的“煤矿井下地质力学原位快速测试及围岩控制技术”，作为公司三项重大科技成果之一，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据测算，截至目前，该协会申报科技创新项目60余项，创造经济价值约600万元。（经济日报记者 刘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