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的东北地区遭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四年的血腥统治和疯狂掠夺，东北民众同样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日本侵略者除了用枪炮和刺刀来进行武力统治外，还采取“金融统制”政策，摧残东北地区经济、巧取豪夺东北民众财富。翻开血泪交织的东北沦陷史，梳理一下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间东北地区流通的货币情况，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出日寇的无耻和贪婪!
世界罕见的“双加字”货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在筹建伪满洲国的同时，也在积极谋划设立伪满洲中央银行。 1932年，伪满洲国宣布“建国”刚刚过去半个月，日寇就急不可耐地在新京（今长春）城内被服厂召开了筹建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准备会议。并于同年6月15日公布了该行的主要头目名单，总裁由伪财政部总长熙洽的亲信荣厚担任，副总裁由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的亲属山成乔六担任，实权由山成乔六掌握。
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正式开张营业。资本金全部由伪满洲国政府投入，号称达到“人均一元”（按：当时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地区人口约为3000万人），即3000万元。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简称为“中银券”，即伪中央银行券之意，老百姓则称之为“伪满币”。纸币发行共6套、8种面值、25种券别。硬币共15个年份、4种面值、50种版别。
伪满中央银行虽然开业了，但专门为该行设计、印刷的纸币却未能及时到位。仓促间，日伪当局想起被其查封的东三省官银号金库里，还有一批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中国纸币。于是，中国钱币史上的一件怪事出现了。日本人把这些纸币如数提出，派出一大批人加班加点，连夜在票面上加印“满洲中央银行”和“依据大同元年（按：伪满洲国年号，即公元1932年）满洲国货币法发行”的字样，充作伪满中央银行纸币对外发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了张家口，在张家口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并同时成立了伪“察南银行”。由于伪察南银行也没有来得及印制纸币，于是，日本人故伎重演，把本已回收的“东三省官银号加字满洲中央银行”券，再次加印“察南银行”四个字，交由伪察南银行发行。使之成为世界货币史上罕见的“双加字”纸币，在全世界传为笑柄。
1932年9月10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甲号券纸币。其中伍角券正面底色为黄色，被称为“黄伍角”。壹圆至壹佰圆券正面左侧为伪满洲国“国旗”，右侧为伪满洲国傀儡元首溥仪的办公楼——勤民楼（今位于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院内），被称为“彩旗票”。该组钞票是伪满洲国货币中相对“独立”的一套，属于银本位货币。而在1934年世界银价大涨之后，日寇遂决定将伪满洲国货币摆脱与白银价格的联系，转而发行了日伪政府金融统制下的金汇兑本位制货币。伪满中央银行自伪康德二年（1935年）至伪康德十一年（1944年）间，相继发行了乙种券、丙种券、丙改券和丁种券。其特点是货币本身与日元直接挂钩，比值为1:1，真真正正地成为日元的附庸。
孔子和财神印到纸币上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东北人民血汗、掠夺东北地区资源的帮凶和爪牙，伪满中央银行在货币的设计、雕刻和印制等方面均依赖于其日本主子。大部分纸币的制版、印刷均由“大日本帝国政府内阁印刷局”完成。伪满纸币设计、制版和印制的幕后操刀者为日本印刷局雕刻课课长加藤仓吉。因此，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纸币的票面风格与日本明治时期的纸币可谓是“一脉相承”。日本人为了使伪满纸币既不过多地暴露其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又能让普通中国民众易于接受，在纸币票面主体图案的选择上着实煞费了一番苦心。为了体现日本人是多么的“尊重”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日伪当局不仅将“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等儒家经典语录稍加更改填入伪满洲国国歌，还将中国古代的先贤大哲孔子（纸币票面上孔子图案分为有冕和无冕两种）、孟子，以及民间传说中的财神都“请”上了纸币。
在1938年组建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上，除了继续使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半身像外，又将“华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也搬上了票面。而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到处烧杀奸淫的日寇，还将“忠义千秋的关羽”和“抗击侵略的岳飞”也印上了纸币。但是，中国人民是不容欺骗的，无论是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纸币还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都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汉奸票”和“走狗票”，并且随着日伪政权的覆灭，最终沦为废纸一堆。
强兑强买民间黄金白银
虽然“九·一八”事变之前，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急先锋，已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辽宁牛庄设立分行，并发行正金银行银票。而朝鲜银行（按：实质是日本的殖民地银行，同样是日本的经济侵略工具）也在宣统元年（1909年）在安东（按：即今辽宁丹东）设立分行，并发行金票和日本贸易银元。但是，当时在东北地区开设分行并发行货币的外国银行并非日本一国。包括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俄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和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均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中资金融机构——包括在中央政府财政部注册正式成立的、具有货币发行权的官办或官商合办金融机构自然要发行货币，而民间资本自主开办的、未经审批却擅自发行货币的金融机构，如各地的钱庄、票号、钱铺、当铺、油房、火磨厂、粮栈、烧锅坊等，也在发行着各式各样的货币，这就使得近现代东北地区的货币体系呈现出庞杂而多样的时代面貌。然而，这种“多头”局面，都随着沈阳城北大营上空的炮声改变了!
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使用强制手段禁止除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以外的一切货币在东北地区流通，1933年6月又颁布了伪《产金收买法》，强令东北民众将持有的黄金“卖给”伪满中央银行。继而封闭中国人开办的金店、银铺，强“兑”强“买”了无以数计的黄金、白银。在收兑原中资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过程中，日寇蓄意压低原货币价值，抬高伪满货币的兑换价格。如在兑换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大洋汇兑券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小洋票时，均以伪币对原币1:50的比例进行兑换。兑换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官帖时，居然定为伪币壹元兑换官帖500吊。这简直无异于强抢。其次，日寇封存掠夺的中资金融机构大量银元、铜圆等资本金实物，却拒绝向百姓兑换手中的流通券。当时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均为兑换券性质，可以在发行机构兑换与票面等值的银元或者铜圆。日寇此举等于是无耻地抢劫百姓财富，使得不少中产之家一夜沦为赤贫。 1935年，伪满洲国政府悍然规定不准“外国货币”在东北地区流通。而侵略者口中的“外国货币”竟然包括关内流通的中国货币和各种银元，其强盗嘴脸表露无遗!
“陶土币”出笼，露出垮台相
在今天的东北地区，还常常能够在收藏市场见到一种被误称为“陶土币”的东西。据上了岁数的老人讲，它是日本人发行的。由于其体轻放在水里能浮在水面，因此又被称为“钢纸币”或“钢纸钱”。那么，这种奇葩的货币是怎样出笼的呢？如果它不是真正的陶土币又会是什么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资源匮乏的日本立即陷入金属等原材料严重匮乏的境地。伪满洲国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对各类金属原材料等战争物资的疯狂需求，大量回收铜、铁、铝等各种金属制品。还将本来用于铸造伪满洲国金属硬币的金属原材料一并献出，运往日本以供军需，造成东北地区的金属原材料被劫掠一空。伪满当局为了缓解市场上流通硬币严重缺乏的局面，违背其颁布的伪满洲国《货币法》，发行了铝质硬币和镁质硬币。铝质硬币，其实早在伪康德六年（1939年）就已发行。伪满洲国末期发行的铝质银币只不过在已有铝币的基础上再缩小变薄而已，被日伪政权称为“小型轻量化”新版铝币。镁质硬币则是一种“破天荒”的钱币，遍查中国几千年的铸币史，从未使用过金属镁来制造货币。日寇以镁为币，凸显其行将灭亡时的最后疯狂。镁质硬币的面值分为壹分和伍分两种，发行年份分为1944年、1945年。材质为氧化镁，整体呈砖红色，接近日常生活中陶器的颜色，因此被东北老百姓误称为“陶土币”。
那么，日伪统治末期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陶土币呢？别说，这个还真有!1944年5月，伪满洲国政府委托伪“满洲中央银行造币厂”（今沈阳造币厂）和日本三重县伊贺市佐那具陶瓷研究所，开始试制陶质硬币。同年9月，佐那具陶瓷研究所率先试制成功炻质硬币。炻是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一种物质，东北地区冬季常用来腌制酸菜的大缸多为炻质器物。其样品较陶器坚硬，又比瓷器抗击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试制过的同类炻质货币相比，算得上换代产品。因此，日本大藏省曾有意向伪满洲国政府推荐这种“新型货币”，并拟于一年后开始大量生产并投入流通。但是，由于该种炻质硬币仍然存在生产过程中破损率高，且不易制作统一规格的硬币等缺陷，故最终被伪满洲国政府放弃。这种炻质硬币问世不久就随着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垮台，而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时至今日仅有试制品存世。
（作者系沈阳金融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著名钱币专家）□刘磊